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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治理-《意见》在“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”中提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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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《關於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》(以下簡稱《意見》),提出構建黨委領導、政府主導、企業主體、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。以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、企業自治良性互動,完善體制機制,強化源頭治理,形成工作合力,為推動生態環境根本好轉、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
《意見》設立專門章節來要求“健全環境治理全民行動體系”。對此,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科技日報記者,要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,離不開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。近年來,保障公眾環境知情權、監督權和表達權寫入了環境立法,而美好環境全民共享,也需要全民共治的理念漸漸深入人心。在此基礎上,《意見》強調了健全全民行動體系的重要性,將其與領導責任體系、企業責任體系等併列,並特別提出要完善社會監督和舉報反饋機制,加強輿論監督,發揮環保志願者作用,引導公民自覺履行環保責任,踐行綠色生活方式。

周宏春說,《意見》中提到健全領導責任體系、企業責任體系、法律法規政策體系等“七大體系”,覆蓋了行為主體、行為依據、監督執行等方面,是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解構或任務分解。行為主體是政府、企業、社會組織和公眾,政府主體又包括中央、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相關部門;行為依據是政策法規,信用、監管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保證。其中把領導責任體系放在七大體系的第一條,提出一系列規定,對提升政策合力是非常重要的。環境保護具有外部性,因此,一定要發揮黨委領導、政府主導作用。“可以說,《意見》把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改革措施、政策制度等都細化、完善到了這七大體系中,很多說法更明確更具體。”

創新環境治理模式,實施全民共治值得關註的是,在健全環境治理市場體系方面,《意見》提出,構建規範開放的市場,打破地區、行業壁壘,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,平等對待各類市場主體等。周宏春說,《意見》的特點就是更具有可操作性,市場體系中提出要創新環境治理模式,對工業污染地塊鼓勵採用“環境修複+開發建設”模式。地方在治理環境污染時需要投入大量資金,企業在開發建設時也會產生收益,那就把權責利理清楚了,“誰污染、誰付費”的導向在《意見》中表現得很明確。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,也傳遞出了效率優先的理念,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機構或人去做。

健全領導責任等七大體系《意見》明確,到2025年,建立健全環境治理的領導責任體系、企業責任體系、全民行動體系、監管體系、市場體系、信用體系、法律法規政策體系,落實各類主體責任,提高市場主體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,形成導向清晰、決策科學、執行有力、激勵有效、多元參與、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。

因此,《意見》在“健全環境治理領導責任體系”中提出,市縣黨委和政府承擔具體責任,統籌做好監管執法、市場規範、資金安排、宣傳教育等工作。進一步完善排查、交辦、核查、約談、專項督察“五步法”工作模式,強化監督幫扶,壓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。

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院)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宋世明教授也表示,個別地方“一刀切”“選擇性執法”“隨意停產限產”等問題時有發生,引發社會不滿。如果放任下去,勢必損害營商環境,降低政府公信力。這些制度建立就是對當前社會訴求的回應。

周宏春說,既要將中央環境保護政策、法規、標準等國家意識落地,又要將基層環境保護需求反映到國家政策法規中,這是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,因而需要有效的實施機制。比如在如何推動地方執行這方面,《意見》就做了很好的規定。其中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督察,推進例行督察,加強專項督察,這些措施可以壓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。強化監督幫扶,可以幫助那些有意願但是沒能力執行的地方和企業,切實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。

“我認為當前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,主要出現在執行環節。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執行或執行不到位,也是沒有生命力的。如何將中央環境保護政策、法規和標準等國家意志落地,與基層環境保護需求怎樣更好結合,是一個難點。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宏春表示,比如去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精準治污、科學治污、依法治污,地方人員都做到了嗎?應付檢查、“關了再說”等現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。

應付檢查、“關了再說”現象仍然存在